小马哥的博客

    有个人是不幸的，他蹲了11年冤狱，出狱时已百病缠身，妻离子散。但他又是幸运的，他的名字，将与中国司法证据制度及法庭科学的进步联系在一起，铭刻在中国制度进步的碑体上。

    这个人就是赵作海。

    5月30日，最高法、最高检、公安部、国安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 《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》和《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》。这两个文件，在保障人权和正当程序方面，颇多可圈可点之处，值得期待。其最大看点，是实体和程序并重，规定刑讯逼供、暴力、胁迫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，法庭不再采信，为此要求讯问的警察必须出庭作证，与辩方当庭质证。此外，对于死刑案件，证据与证据之间、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，必须不存在矛盾或者矛盾得以合理排除。

    简单说，如果上述规定，能够不折不扣进入司法实践，而被赋予鲜活的法律生命，相信长时间以来骂也不倒、打也不倒的刑讯逼供，一定可以渐次改观。

    为着这样的制度进步，我们应该感谢国家，同样应该感谢赵作海。继佘祥林、聂树斌之后，是这个叫赵作海的平凡的农民，以11年的无妄之灾，终于引起了高层的反省和追究，犹如7年之前那个叫孙志刚的大学生农民工，以生命的骤然凋零，促成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。

    然而，值得警醒的是，赵作海们已然流淌的血泪，即便是有了上述司法证据制度的扬弃，亦未必保证一定不再重演。我们亦不可天真地以为，刑讯逼供的一页会就此翻过。须知，赵作海冤案的炼成，粗陋的司法证据制度只是个中一环，还有很多其他环节层层叠加、共谋。

    首先，命案发生、赵作海成为嫌疑人，公安局面临“命案必破”的压力，就有了刑讯逼供的动机。其次，赵作海的羁押场所，不是由司法部门管理，而是由公安部门控制，公安局就有了刑讯逼供的条件。再次，地方政法委包办案件，搞公检法协调，在干预了公安局的独立调查权之后，又逐次干预检察院的独立检控权和法院的独立审判权，这使得赵作海在接受不公正的调查之后，又逐次接受不公正的检控和不公正的审判。最后，因当事人沉默权的缺位，代理人的调查取证权也跟着缺位。

    法律是权利的科学。法律的核心价值在于保卫权利，对危害权利的行为进行事先的预防与事后的矫正。如果法律能挺身而出，“认真对待权利”，保卫赵作海的人身权、沉默权和律师权，就不会在刑讯逼供之下，赵作海被迫坦白他从来没有犯过的罪行。如果法律有力量，对公权力危害权利的行为有系统性的有效预防和矫正机制，羁押体制是科学的，检察院的检控是独立公正的，法院的审判也是独立公正的，那就不会在无力的挣扎之后，赵作海被迫承受本不属于他的刑罚。

    其中，法律体系的独立公正，是权利最后也最重要的一道保障。先贤早已道破，公正不是德性的一部分，而是整个德性；不公正不是邪恶的一部分，而是整个邪恶。一次不公正的审判比十次犯罪为祸更甚，因为犯罪只是弄脏了水流，不公正的审判则是污染了水源。

    所以，法治才应该是我们奋斗的目标。孙志刚成为收容旧制的最后一个牺牲品，这是大幸；在他之后旧制虽灰飞烟灭，但世上再无孙志刚，这是不幸。赵作海也能成为最后一个吗？如果能以此为契机，一鼓作气，对法律体系本身，有系统性的压力测试及全面的排查，那就有愿景了。如果能以法治为尺度，该大修的就大修，该易辙的就易辙，那就有保证了。

    鲁迅在八十多年前说，“中国太难改变了，即使搬动一张桌子，改装一个火炉，几乎也要血；而且即使有了血，也未必一定能搬动，能改装。”如果过去被他不幸而言中，那我们也不要气馁。让我们为法治而奋斗，为权利而斗争，使这个咒语失去效力，使历史能永远翻过这一页。